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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昭通日报社新闻扶贫纪事

五分时时彩 时间:2019年11月04日 08:05
4月16日,昭通日报社总编辑唐正鸿在自己的办公室内表情凝重地看着摆在他面前的几页纸。这是2007年第二期《昭通日报内参》,封面上,“600万安居工程难安居”几个醒目的大字让他的心情无法平静。看着这几个字,他的眼前彷佛浮现出那封由数十家农户签字摁手印的联名信和来报社送信的那位风尘仆仆的农民一双渴求的眼睛。而这双眼睛背后,又有多少在焦灼企盼的农户?  “这个安居工程是国家对西部贫困地区农民实施的扶贫搬迁工程,将100多户边远、高寒山区的农民从山上搬下来进行集中安置,”唐正鸿对记者介绍说,“本来是为老百姓做好事,但工程质量出现的严重问题却让农民们无法正常生活,甚至喝不上一口干净的水。村里写了联名信,选出代表,赶了很远的山路来到我们报社送信反映情况。”说到这里,他停顿了一会,好像回忆起了他接到联名信的那一刻,沉默良久,他说:“类似的事情在我们实施新闻扶贫的过程中还有很多很多。”  云南昭通地区位于云南省东北部,为云岭高原向四川盆地的过渡地带,受金沙江水系的切割,山高谷深,沟壑纵横,高低差异大。复杂的地形地貌造成的异常气候使几乎所有的灾害性天气都频繁出现在昭通,人们称这里是“天无大灾不成年的地方”。这里也是多民族散杂居住地区,全国56个民族中,昭通有13个,以苗族、彝族、回族为主。历史、自然、社会等多方面的原因造就了昭通贫困的现实,全区11个县市有10个被列为国家重点扶持贫困县。  “记得是1995年10月的时候,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钅容基来到昭通市宁边村考察,坐在贫困户农家火塘边,看到乌蒙山区兄弟过着衣不遮体食不裹腹的贫困生活,总理禁不住潸然泪下。那时,生活上的极度穷困使农民们根本无暇顾及精神文化生活,所以,对于他们来说,报纸上有什么扶贫报道,远没有捐赠到他们手中的钱物有多少来得实在。”昭通日报副总编辑梁恩洪说,“但要想改变他们贫困的状况,却少不了扶贫报道,因为首先要让更多的人了解他们的真实生活,从而才能来帮助他们。我们所做的新闻扶贫,其意义之一就在于此。”  向下传达党和国家的扶贫思路和政策,向上反映贫困地区群众的实际情况,报道扶贫成果,宣传扶贫经验———每年,扶贫相关报道都是昭通日报版面的重头戏,有时一年会达到200至300篇。  “我们无法在物质上给予贫困的乡亲们更多,”唐正鸿说,“但是,我们可以用自己的声音来呼吁,来为他们争取到更多。”  报社晚刊部的主任刘建忠回忆起1997年那次刻骨铭心的采访。“那是去采访一位山村教师,坐汽车在山路上走了4个小时之后,我来到一个叫做大寨子的乡,但是,随行的老师告诉我,要去我采访的那所学校还要走5个小时的山路。”  军人出身的刘建忠永远忘不了那次行走。连绵起伏的大山翻了一座又一座,仿佛永远没有尽头,脚板底下打起又被碾烂的血泡,疼痛钻心。而最让他难忘的还是他的采访对象,那个只有28岁但看上去却像40多岁的教师卢政权,用他每月只有60块钱的代课金无数次修复着那座被风雨冲垮的校舍。不为什么,只为那10多双眼睛里充满渴望的孩子,只为让他们走出这贫困的大山。采访卢政权的那篇文章很快就发表了,而且被全国10多家报刊转载,引起了强烈反响。文章发表的半年多里,卢政权收到全国各地热心读者的捐款近万元,有的读者给他寄来了学习用具,还有的读者与他的学生结成对子,负责帮扶其完成学业。  在报社工作多年的年轻记者马胜虹这些年采访过太多的贫困户———几近失学的山区孤儿、身患重病却无钱医治的希望小学代课女教师、渴望读书的辍学贫困儿童。她通过自己写出的这一篇篇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影响的报道改变了她笔下那些主人公的命运。“这样的改变令平日里足不出深山的村民们感到了震惊,他们突然发现,原来记者是这样一个神奇的职业,报纸是这样一个神奇的东西。”马胜虹说,“他们开始信任我们,信任我们的报纸。”  随着物质生活条件的逐步好转,县里给有条件的自然村都设置了阅览室。阅览室内,昭通日报成为村民们获取信息的重要途径。而昭通日报也没有让大家失望。2003年,鲁甸县连续发生两次地震,昭通日报6名记者在第一时间赶往灾区写回大量报道,被国内多家媒体转载,引起总理高度重视并专程来看望受灾群众;2005年,反映贫困学生渴望读书的报道在社会上反响强烈,引来了由香港发起的“苗圃行动”为该地区接连投资,兴建希望小学;2006年,报社组织大批记者对巧家县、大关县等地的贫困乡村进行实地考察,关于贫困农民居住的“叉叉房”(一种极其简易的窝棚)、“茅草房”系列报道见报后不久,引起省内外媒体关注报道,如今,整个地区内已基本消除了“两房”现象,农民搬进了新家。类似的事例数不胜数。如今,每当生活中出现问题,大家首先想到要向昭通日报反映。于是,出现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  “你们每次下乡采访,给我们带来的都是希望。”乡亲们信任的表达令昭通日报人感动,也令他们感到了肩上沉甸甸的分量。  “今天每一位能在昭通日报社工作的记者都是经受过严峻考验的。”唐正鸿总编辑说,“我们这里的记者采访,可不像大城市的记者,他们没有小汽车接送,更不会有人塞红包,每次采访都要坐拥挤的公交车,走弯弯绕绕的山路,甚至有时看采访对象实在贫困,记者还自己要掏腰包给些钱。在我们这里当记者,除了吃苦还是吃苦。”  2005年5月,正是昭通天气最闷热的时候,毒辣辣的太阳肆意地照射着大地。人们纷纷躲在树荫下乘凉,这时,崎岖的山路上却出现了一支奇怪的队伍。一支由9个人组成的自行车队,正在毒辣的阳光下行进。这是由昭通日报副总编辑梁恩洪组织带队的“农民增收千里行”采访活动。参加活动的是报社8名记者,梁恩洪和他们一起,他们骑着自行车从报社出发,沿着永善县、绥江县、水富县、盐津县、大关县、彝良县这样一条线路一路走来,边走边采访。  “哪里有农户哪里就有我们的新闻,要把昭通的扶贫攻坚工作带到留下我们脚印的每个地方。”采访团的记者们如是说。  这样一支队伍所经之处令农民们欢欣鼓舞。他们激动地说,还从来没有见过这样采访的记者。他们将自己的心里话都掏出来,说给这样一群不容易的记者。  “那次采访总行程达数千里,用时21天。记者们采写了200多篇文稿和100多幅图片。同时也锻炼了他们的意志。”梁恩洪说。  今年,报社又派出了两名记者,去贫困村担任新农村建设指导员。48岁的黄训云去的永善县黄华镇是最贫穷的干热河谷地区;20多岁的韩兴国去的茂林镇则是高寒山区。他们每次去调研都要走好几个小时的山路,但是他们说,希望担任指导员的这一年里能真正帮助所在的村子解决一些实际困难,这样才不辜负淳朴的乡亲们对他们的期望。  “很多时候,都是采访对象在感动、震撼着我们。他们的贫苦,他们的落后,他们对幸福生活的渴望和他们在贫苦中焕发的积极向上的精神,都是值得我们去告诉更多人的。”女记者马胜虹说,“我们所做的这些,换来的那份信任和感激,其实远远比我们付出的要多。”  为了方便群众和报社联系,昭通日报社将每位记者的手机号都刊登在了报纸上。这样,每个记者的手机都成了报社的热线电话,每一次铃声响起就如同命令下达,他们就带着群众的希望出发。  采编人员的努力,群众的肯定,让昭通日报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然而,在这艘船扬帆快航的背后隐藏的巨大压力,却只有领航者最清楚。  “首先是经济方面的。我们整天在报道扶贫攻坚,其实我们报社也是需要扶贫的对象。”唐正鸿总编辑笑着说。  在如此贫困的地区办报纸,其困难似乎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想象。“作为一个重要的宣传阵地,政府对我们的宣传作用相当重视,但是,贫困的帽子在头上压着,政府也拿不出钱来办报。报社通常是一个部门六七个人共用一台电脑。有的记者抢不到写稿的电脑就只好到网吧里去写。所以,基层党报的建设投入问题,是不是可以反映一下?”唐正鸿总编辑显得很无奈。  “早在前几年,去省里开会时,我们就提出了建立新闻网站和手机报的设想。那时候云南的地州报里做这个的还没有呢,我们提出来了,但是没有钱做,但是,别人把我们的想法拿去,把这两个新闻传播方式利用得非常好。”梁恩洪副总编补充说。  资金上的困难使得新闻扶贫中的监督也成了一个难题。在唐正鸿看来,扶贫监督是新闻扶贫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扶贫政策是否贯彻到位,扶贫款项是否切实发放,扶贫工程是否真正落实,这些问题无一不和贫困地区群众的利益息息相关。2005年7月,彝良县为解决百姓吃水难问题而修建的小型水库由于工程质量问题,水坝垮塌,造成了12户人家的房屋损毁和9名群众的死亡。昭通日报社记者在第一时间赶往出事地点进行了采访,之后,报社顶住了重重压力,将事件报道出来。此事引起了省市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最终受灾群众每户得到20万元补偿,承包此工程的老板也获刑8年。  “那封前不久送来的联名信,也是反映扶贫工程中存在的问题。我们已经派出记者调查,并以内参的形式上报给市委市政府了。”梁恩洪说,“但是这样监督曝光的事例一多,下面的一些县或乡政府也会对我们有意见,有时会影响到我们报纸的发行。你说,没钱是不是搞监督也很难?”他的笑容里含着几分苦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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