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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者说|袁凌:我不想被误解为展示底层儿童的苦难

五分时时彩 时间:2019年11月04日 17:30
2015年3月,浙江衢州的一间出租民房里,袁凌见到了一位刚步入青春期的少年。由于再生障碍性贫血的激素治疗,他身体浮肿,异常安静。他家附近的山里有条瀑布,从前公益人员来时,他常邀请前来探访他的人:下回一起去看瀑布啊!那时他和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一样活泼。  等袁凌再见他,“小孩子极其地沉静,陷入完全无望的状态”。因为家境支绌,母亲想要放弃治疗,“感觉他都认命了,不抱怨,也不悲伤,但是非常安静”。袁凌为他写了一个故事,题目叫《留住少年心的瀑布》,这成为他日后辗转全国二十多个省市城乡及偏远山区,记录下孩子们的日常、生存和精神状态的开端。  从2015年到2017年,袁凌和摄影师赵俊霞搭档,开始每次为期半个月的探访。北京、上海、内蒙古、湖北、四川、云南、新疆、广西、湖南、河北、浙江、贵州、甘肃、海南、陕西、吉林、辽宁、江苏、山东……每到一地,袁凌和孩子的家庭共同生活作息,随时随地用笔在本子上记录下所见所感的一切细节。  2017年至2019年,袁凌又独立进行了以流动、孤残、城市留守儿童为重点的两年探访。涉及了各种社会、自然环境和问题处境下的儿童,和他们生活其中的家庭关系。  海南省儋州细沙渔村,李大钦爬上古代的灯塔。虽然家贫没有渔船,少年还是向往着出海,和考上大学去更远的地方。“与儿童有关的各种社会课题,往往停留在观念层次上。少有人真正去接近和倾听这群孩子,了解他们现实和内心的缺失在哪。”因为不想只笼统地将留守、单亲、大病、辍学、随迁、集中供养等儿童群体概括为一个个社会问题或者各类样本,袁凌在过去四年间探访了百余位孩子及其家庭,写下了36个故事,将其命名为《寂静的孩子》。书的序言这样写道:“每一个成长中的孩子,都是一条奔腾的瀑布。我们需要打破障壁,克服距离,走近倾听他们,传达生命喧腾的声息,和无处不在的湿润。这样也就是倾听我们自己。”  广西大瑶山深处六洛小学二年级课堂,只有谢炎艳一个学生。在北京五环外的村子里,三层砖房的一间出租屋内,袁凌讲起这群孩子的故事。两年前的夏天,因《青苔不会消失》一书的出版,我们曾聊起过写作的困境。彼时还在做记者的袁凌零距离地接触生活现场,闯入底层不那么光鲜的生活,并因此而“有很深的负罪感和失败感,原因就是我的生活和写作完全不合一”。或许是为了减少生活与写作割裂的痛苦,他选择住进村里,减少应酬,每日写作。  我们的对话一度被窗外破拆违章建筑的钻车巨大的声响打断。袁凌告诉我,村民们时常在住宅前的一方空间搭建小砖房,放冬天取暖用的锅炉,或出租给人做点小本生意。他关上窗,打开书桌上的电风扇,机器刨墙的响动弱了些,于是继续讲路上的事。  刚开始的时候,出去探访了两次,我自己就特别犹豫:到底要不要持续了?因为没有新闻点,没有抓手,没有由头,完全就是普通孩子的情况,如果用新闻特稿的要求来说是不行的。我所做的就是整天跟着孩子,把他们生活的细节都记下来,不知道意义在哪里。  我当时以为项目顶多持续两年,结果用了整整四年。因为两年之后,我觉得大体是偏远地区的孩子,之前的采访还是太片面了,所以想再把流动进城的儿童、城市周边的案例加进去。当初探访做了五六期之后,又开始觉得有意义了,一手的记录反正别人也没有做过,有这么一个机会挺难得的。  第一次采访是在2015年3月份,在浙江衢州。这孩子挺震动我的。他得了再生障碍性贫血,他妈妈不太想治了。我们见他的时候,小孩子极其地沉静,陷入完全无望的状态。我感觉他都认命了,带着某种悲悯无力,没有悲伤,也不麻木。这让我感到难受,这种状况不应该出现在小孩身上。我当时写了一个小故事,叫《留住少年心的瀑布》,后来发表了,小孩也得到一定的公益救助,但是始终没有经历充分的救治。  我总共去了他家两三次,但是这本书始终没有写他,因为总觉得特别沉重,不知道怎么下笔。因为他是第一个探访对象,我之前又写过一个小故事,再要写长一点的篇幅,那种感觉就好像:地下室太黑暗了,你走了一次之后就不想再下去了。  采访这些孩子,说话只是一方面,更多的是观察。跟他们一起活动,一起吃,一起睡,然后随时随地拿着小本子记录,他说了什么,有什么动作,我全都记下来。对话能让他把自己的记忆、内心的想法更多地呈现出来,但也不过度追求。如果你发现触及到了他的隐痛,他不愿意和外人表达,也不适合非要去揭开。我在这个过程中的角色就是,我不试图和他分辩,不试图去质疑,不试图去品判,不试图去抒情。我自己是完全不重要的。  采访的过程也遇到过一些状况。有些孩子我们在他们家里待了半天、一天时间,发现完全无法交流,完全不信任我们。还有的人说我们是“杀人狂魔”,怀疑我们是贩卖儿童器官的,特别提防。有个孩子我跟了他两天,他特别顽皮,完全不和你说话,但是他自己的活动特别多彩,山上野外四处跑,晚上还出去捉鸟。我最后也没有写他。  也有的孩子家庭和我建立了比较长期的关系。其中有一个是我家乡陕西的——《针脚编织的时光》,这篇写的王红林的伯父王多权我以前就写过。我和他们家是十几年的交情,常年累月保持交往。还有《驴皮记》里面的甘肃少年张浩,前阵子我问了他的状况。他以前生病吃的是犀牛角,后来犀牛角买不到了,只能吃自家用驴皮熬的阿胶,感觉效果不如以前。他对未来就陷入了一种说不出的悲观。  贵州毕节纳雍县大峡谷,父亲和弟妹迎接上学的四兄妹归家。有一个小女孩叫周莉莎。第一次见她的时候她把名字写在我的本子上,淡淡的,女孩子的笔触。过了一年多再去找,他爸爸说她已经死了。小姑娘长得挺清秀,特别喜欢文学,死之前的遗愿就是让爸爸把她在学校作文竞赛得的奖状带回来。她爸爸在她去世之后就去把奖状拿回来烧给她。  后来她爸爸还带我去山里看他女儿的墓地。那样一个跑三轮摩的人,你可以说他是很粗放的,外表看上去也的确是经受了生活的打磨,但是你感到女儿就是他内心最柔软的地方。他买了香飘飘奶茶,专门提了热水瓶,还买了一些水果。她表妹出车祸死了,女儿的墓离得近,可能是想要两个人互相照顾。他先是在他表妹的墓前放一些水果,说你要照顾你表姐啊,因为表妹走得比周莉莎早。然后又到女儿的墓前,说爸爸来看你了,然后把香飘飘奶茶冲了让她喝。  当时那个墓地山下正在开石材,有些地方挖坏了。他对这个事情特别不能接受,觉得女孩子的墓所在的山要被挖坏了,女儿不得安静。他过不去这个事儿,他对女儿的爱已经延展到整片山林。他经常去看他女儿,但并没有当场哭出来,你能感到这个男人在普通劳动人民饱经风霜的外表下,心是很柔软的。可能他人生全部的优美都在这里,现在她走了。虽然家里还有一个小丫头,但还填补不了她姐姐走后留下的巨大空缺。小女孩的房间都还完完整整保留着。那个时候我感受是非常深的,只要认真听,都能听到他内心细腻的东西。  倾听孩子是很重要的,因为孩子各有各的内心世界,各有各的生命的气息。我们一般都以为他们只是在麻木地承受苦难。其实不是这样的。少有人真正去接近和倾听这群孩子,了解他们现实和内心的缺失在哪。我们往往只是把它当做一个社会问题、一个普遍样本来看。  劳动阶层儿童的生活资料虽然匮乏,但因为他们跟自然很近,跟劳动很近,跟物质很近,所以他们那种原初的生命力保存得非常完整。这是一种生命状态,他们也有他们的生命感受,有他们生命的美感,并不是被动地忍受,呈现出麻木的状态。我这本书里面没有那种麻木的人。  在留守儿童这个课题上,除了乡村留守儿童之外,这本书还写到了两个城市留守儿童的故事,因为我不想被误解为给大家展示乡村儿童的苦难。我既然写了乡村的留守儿童,为什么不能写城市的留守儿童呢?他们一样面临心理上的困境、隐痛,只是方式不太一样。寻访随父母流动到城市的儿童过程中,为了寻找北京五环外的两个打工家庭,我花了大半年时间,辗转多人,最后才找到翟龙萍这个家庭。  从我最初想找到这么一个小孩,最后见到这一家,已经过去大半年。但是还是非常喜悦,比预料的效果还要好。因为我去的时候正好是在温榆河旁边的菜地里,秋天,黄叶飘落在犹存青色的菜地里,时机恰好。如果再有半个月联系不上,他们就得回老家去了。  北京顺义温榆河畔,翟龙萍和母亲在回乡前夕赶摘最后一季蔬菜。我后来去了一趟他们的老家山东采他们,老大翟龙萍已经失学了。回了老家之后,她年纪有点大了,学校不愿意给她办学籍。城乡割裂分离的结构,导致人们到乡下没有机会,在城里又没有待遇。  探访和写作的过程也是很耗费心力的。我感觉从采访到写作的过程中,对我的损耗是蛮大的,我自己的身体也出现了状况,整个人的人生状态都有很大的变化。我以前感到我是一个年轻人,不管怎么奔波,没觉得身体是个问题。但是后来有一次在甘肃采访的时候,在张浩家,村医给他爷爷定期监测血压,说他的血压高压有150多。结果我一测我的高压有180多。我当时特别灰心。  做这个稿子之前我就有一种预感,或者说不安吧:会不会坚持不下去了?因为它耗费的时间太久,又影响自己的日常生活,对身体的挑战又特别大;去的地方天南海北,条件都非常艰苦。  那些地方经常没有厕所,完全无法摸清他们是怎么解决的。我记得有一天大清早,我刚在野地蹲下,十几条野狗围过来,快疯了。另外就是睡得非常糟糕,睡过大炕,睡过阁楼、草堆,烂棉絮,睡过和猪圈顶头的床,漏雨的床,还有完全没有铺盖的木板床。  2015年底2016年初,在浙江开化,我们赶上了百年不遇的寒潮。零下十几度,没有取暖设备,又在下冻雨。我的鞋完全湿透了,穿湿鞋踩了四五天,都没有机会把它弄干。有两天住在镇上的小旅馆,空调不好用,只有辅热,鞋又不干。那一次寒潮太大了,交通都断绝了。其实在县城的时候就知道寒潮来了,但既然来了,还是下去吧。  在贵州,长途奔波,骑在摩托车上去精神病院探访,大冬天的,一骑四五个小时,吹病了,在宾馆上吐下泻,喝了藿香正气水之后好一些了,提前终止回来了。  有一次在内蒙古,我们去了之后他们就宰了一只羊,四五天就一直吃那个羊,没有任何青菜。后来我们到草原上看到有青储,其实就是玉米,但是因为种得比较密,不结玉米了,割下来之后储存在地窖里,青杆里有水分,用塑料布盖好,到了冬天之后还是青的,可以给牛羊当青饲料过冬用的。我们看到之后,就扑上去大嚼,一个人弄好几根,补充一下维生素。  去年下半年我去检查了一下身体,出了各种问题,高血压、肠胃病、甲状腺。有段时间状态很差,觉得要出大问题。之后也感觉自己的心态出现了变化。以后像这么大的系列,这么长时间、这种难度的,我可能不会去做了。  袁凌老家所在的大巴山区的瓦屋。春天融雪朝阳的一面完全干燥了,但是阴面有完完整整的积雪。我们所经历的生活和这屋顶一样,也有两面。  所以我愿意去注意一些没有多少人注意的,甚至被人忽视的地方,那个地方往往保存着一些湿润,保存着一些内心的东西。  很难想象有人会选择这样的写作方式(如果真算是选择的话),写太过赤裸的贫穷、痛苦、无可抵抗的命运,读起来绝不是强说愁的苦味,而是阒然无声的无边黑暗,唯独留下一丝细小到几乎很难分辨的光亮,那就是人之为人的尊严,构成了无边苦境的最后一点坚实内核。咬着牙读完,好像走了一遭人间地狱,实则却是折叠后的另一角世界,展平,依然是我们共同存活却隔阂深厚的世界。  袁凌,1973年生于陕西平利。复旦大学中文系硕士毕业,著名作家、记者。曾获得2012、2013腾讯年度特稿和调查报道奖,暨南方传媒研究两届年度致敬。在《花城》《上海文学》《小说界》《作家》《天涯》等刊物发表小说、散文、诗歌数十万字。已出版《青苔不会消失》《我的九十九次死亡》《我们的命是这么土》《从出生地开始》等书,其中,《青苔不会消失》获新浪好书榜2017年度十大好书、2017新京报·腾讯年度华文好书暨年度致敬作家。《世界》获得2018年南都十大好书。另曾获得腾讯书院文学奖2015年度非虚构作家,归园雅集2014年度散文奖等。《寂静的孩子》是其2019年最新非虚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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